虚假诉讼立案管辖地

       虚假诉讼立案管辖地的核心判定规则

       当遭遇虚假诉讼时，确定向哪个法院提起诉讼是维权第一步。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意味着若发现他人通过伪造证据、虚构事实提起虚假诉讼，受害人通常应向虚假诉讼行为人（即被告）的住所地法院申请立案。例如某建筑公司虚构材料款在甲地起诉承包商，承包商应前往该建筑公司注册地法院提起侵权之诉。

       侵权行为地法院的管辖适用情形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明确侵权纠纷可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在虚假诉讼场景下，伪造证据的行为发生地、虚假法律文书的制作地均可认定为侵权行为地。2021年浙江某法院曾受理过一起特殊案例：被告在杭州伪造房产抵押合同，却在上海法院提起虚假诉讼，最终受害人选择在杭州互联网公证处所在地法院成功立案，理由是该地是电子证据篡改行为的实施地。

       合同类虚假诉讼的履行地管辖规则

       当虚假诉讼涉及合同纠纷时，合同履行地法院具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地为准，未明确约定的则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准。实践中曾出现借贷双方虚构债务后，实际收款人所在地法院认定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判例，这为受害人提供了更灵活的起诉选择。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专属管辖特性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可向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提起撤销之诉。这种管辖具有专属性，例如某矿业公司通过虚假诉讼获得胜诉判决后，案外利害关系人必须向作出该判决的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而不能选择其他法院。

       跨区域虚假诉讼的级别管辖衔接

       涉及跨省域的虚假诉讼需注意级别管辖规则。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诉讼标的额超过基层法院管辖标准的，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如某跨境电商平台虚构数百万美元海外仓储费用，由于标的额巨大且涉及跨境要素，受害人应当向被告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网络环境下电子证据的管辖连接点

       随着虚假诉讼手段电子化，最高法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虚假合同的，可由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或协议签订地法院管辖。在某P2P平台虚构债权的案例中，投资者成功在自身所在地法院立案，依据就是电子合同签订地可认定为投资者操作终端的物理位置。

       刑事控告与民事救济的管辖竞合

       当虚假诉讼涉嫌犯罪时，受害人可向公安机关提出刑事控告。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刑事案件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管辖。但需注意，即便刑事立案后，民事维权仍可并行推进。2020年某虚假诉讼案中，当事人就同时在诈骗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报案，并在被告住所地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公司主体虚假诉讼的注册地管辖

       针对企业法人提起的虚假诉讼，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可由公司注册地法院管辖。在实际操作中，需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实注册地址，若发现注册地与经营地不符，可根据司法解释向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院起诉。某医疗器械公司虚增采购款案中，原告就是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其实际经营地，从而在更方便的法院完成立案。

       管辖权异议的应对策略

       虚假诉讼行为人常会提出管辖权异议拖延诉讼。此时需准备充分证据证明管辖连接点，如居住证、租赁合同等证明被告住所地的材料。在某知识产权虚假诉讼中，被告提出异议后，原告当庭出示了被告在管辖地缴纳社保的记录，法院最终驳回了异议申请。

       涉外虚假诉讼的特别管辖规则

       涉及境外主体的虚假诉讼需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特别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可由合同签订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法院管辖。某跨境贸易虚假诉讼中，原告正是利用保税区仓库作为标的物所在地这一连接点，在国内法院成功立案。

       系列虚假诉讼的合并管辖原则

       当行为人针对同一受害人发起多个关联虚假诉讼时，可申请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可向其中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在某房地产开发商连环诉讼案中，法院就将涉及同一地块的五个虚假诉讼合并审理，显著提高了维权效率。

       执行阶段虚假诉讼的管辖法院

       对执行阶段发现的虚假诉讼，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如案外人发现被执行人通过虚假诉讼转移财产，应当直接向实施查封冻结的执行法院提交书面异议，而非重新提起诉讼。这种设计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便于执行法官审查财产流转的全过程。

       举证责任分配与管辖法院的关联

       选择管辖法院时需考虑举证便利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受害人需要提供虚假诉讼的初步证据。在某专利侵权虚假诉讼中，原告特意选择距离知识产权鉴定机构较近的法院立案，这样便于及时提交专业鉴定意见，这种策略性选择往往能影响案件走向。

       诉讼时效起算与管辖确定的时序关系

       确定管辖法院时需同步关注诉讼时效。虚假诉讼损害的诉讼时效通常从知道权利受损时起算，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在某历史遗留债务虚构案中，当事人发现虽已过去八年，但由于刚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获知侵权事实，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最终选择在证据所在地法院成功立案。

       司法改革背景下管辖规则的新变化

       随着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推进，部分虚假诉讼案件可能适用简易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标的额较小的案件可能由基层法院速裁庭审理。这意味着当事人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预判可能适用的程序类型来选择最有利的管辖法院。

       专业化审判趋势下的管辖优化

       近年来各地法院设立金融、知识产权等专业法庭，此类法庭对同类案件具有集中管辖优势。如发现涉证券虚假陈述的虚假诉讼，可优先考虑具有金融审判庭的法院立案。某新三板公司虚构股权质押案中，当事人就选择当地金融法院起诉，法官对行业惯例的熟悉程度显著提高了审判效率。

       跨域立案服务对管辖选择的影响

       全国法院推行的跨域立案服务降低了管辖选择的地理限制。当事人可在就近法院提交材料，通过内部系统流转至有管辖权的法院。这项改革特别有利于应对被告在外地的虚假诉讼，如某广西当事人发现上海公司虚构债权，直接在本地法院就完成了向上海法院的立案程序。

       检察机关监督程序的管辖衔接

       根据民事诉讼监督规则，当事人可向同级或上一级检察院申请监督。当法院对管辖问题作出错误裁定时，可同步启动检察监督程序。在某虚假诉讼监督案例中，当事人就通过向检察院提交管辖异议裁定书和相关证据，促使检察机关提出纠正意见，最终案件被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