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标串标罪的立案标准

       围标串标罪的立案标准

       在招投标领域，围标串标行为犹如潜藏的毒瘤，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当投标人之间形成利益联盟，通过事先约定的方式操纵投标结果，不仅损害招标人和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更侵蚀着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根基。我国刑法设立串通投标罪，正是为了精准打击这类危害严重的犯罪行为。那么，司法实践中究竟如何界定围标串标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又依据哪些具体标准来决定是否立案侦查？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投标企业规范自身行为、招标单位识别防范风险都具有重要意义。

       立案标准的法律渊源与构成要件

       围标串标罪的立案标准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该条款明确将"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以及"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从犯罪构成角度分析，立案需要同时满足四个要件：主体要件要求行为人是投标人或招标人；主观要件必须是故意；客观要件表现为实施了串通投标行为；客体要件则是侵犯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串通投标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这就引出了立案标准中最核心的问题——如何量化"情节严重"。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明确规定了六种应当立案追诉的具体情形，这些量化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南。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立案标准

       第一种立案情形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这里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招标人因串通投标而多支付的合同价款、其他投标人参与投标所支出的实际费用等可量化损失。例如，在某市政道路工程招标中，几家投标单位串通抬高报价，导致招标单位相比市场合理价格多支付了六十万元工程款，这种情况就达到了立案标准。

       实践中，经济损失的计算需要专业机构进行审计鉴定。需要注意的是，间接经济损失一般不纳入立案标准的计算范围，但可以作为量刑时的酌定情节。此外，如果串通投标行为导致工程项目质量不合格而引发返工损失，这部分损失也应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标准

       第二种立案情形是"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违法所得指的是行为人通过串通投标行为所获得的不法收益，包括中标后转包、违法分包获得的利益，或者收取其他投标人的"好处费"等。例如，某建筑公司通过串通投标中标后，将工程以收取管理费的方式转包给他人，仅此一项就获利三十万元，这就达到了立案标准。

       违法所得的认定需要查清资金流向，固定相关证据。在实践中，如果违法所得是以各种名义分散收取的，应当累计计算。对于通过串通投标获得项目后产生的经营利润，一般需要区分合法利润与非法利润，只有因串通行为直接产生的超额利润才能认定为违法所得。

       中标项目金额的立案门槛

       第三种立案情形是"中标项目金额在四百万元以上"。这一标准主要针对串通投标行为涉及的合同标的额，不论行为人是否实际获得违法所得，只要中标项目金额达到立案标准，就涉嫌构成犯罪。例如，几家投标单位串通投标某金额为五百万元的政府采购项目，即使刚刚中标就被发现，尚未产生实际违法所得，也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

       这一立案标准的设定，体现了刑法对重大工程项目招标秩序的特别保护。在实践中，中标项目金额通常以招标文件载明的合同预算价或中标通知书确认的中标价为准。如果是以联合体形式中标，则以整个项目的总金额计算。

       多次实施串通投标行为的认定

       第四种立案情形是"多次实施串通投标行为，未经行政处罚的"。这里的"多次"一般指三次及以上，且行为之间应当具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性和独立性。例如，某公司在一年内分别在三个不同的项目中进行串通投标，即使每个项目的中标金额都未达到立案标准，但因其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同样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串通投标行为已经受到过行政处罚，再次实施的，不仅可能面临更重的行政处罚，还可能因为屡教不改而被认定为"情节严重"。实践中，司法机关会综合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频率、时间跨度等因素来认定是否属于"多次"。

       采取非法手段的严重情节

       第五种立案情形是"采取威胁、欺骗等非法手段的"。这类行为不仅侵害了招投标秩序，还可能构成其他犯罪。例如，某投标单位通过威胁、恐吓方式迫使其他投标人退出竞争或者配合围标，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大，立案标准相应降低。

       在实践中，"威胁"包括对人身、财产、声誉等进行胁迫；"欺骗"包括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诈手段。如果同时构成其他犯罪，如强迫交易罪、诈骗罪等，将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其他情节严重的认定情形

       第六种立案情形是"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这是立法者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司法实践而设置的兜底条款。例如，串通投标行为导致重大安全事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涉及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等，即使不符合前五项具体标准，也可能被认定为情节严重而立案侦查。

       兜底条款的适用需要特别谨慎，必须严格把握"情节严重"的实质标准，避免刑事打击面过宽。在实践中，司法机关通常会通过案例指导、司法解释等方式对兜底条款的适用进行规范。

       主体资格的特殊要求

       串通投标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投标人或者招标人。投标人包括参与投标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招标人包括项目业主或者受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需要注意的是，评标专家如果与投标人串通，可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其他犯罪，而不是串通投标罪。

       在实践中，挂靠、转包等复杂情形下的主体认定需要特别注意。例如，实际施工人挂靠有资质的公司参与投标，该实际施工人和被挂靠公司都可能成为犯罪主体。如果串通投标行为是由单位决定实施的，则构成单位犯罪，同时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主观故意的证明标准

       串通投标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破坏招投标秩序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在实践中，主观故意的认定往往需要通过客观行为来推断，如投标人之间异常的资金往来、通讯记录、报价规律性差异等间接证据。

       对于"围标"行为，即多个投标人事先串通，内定中标人，其他投标人配合陪标，这种主观故意相对容易证明。而"串标"行为，即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往往更为隐蔽，需要从招标文件设置的倾向性条款、评标过程的异常情况等方面寻找证据。

       立案标准与行政处罚的衔接

       串通投标行为可能同时违反《招标投标法》等行政法律法规和刑法的规定，这就涉及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根据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在实践中，判断是否涉嫌犯罪的关键在于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立案标准。对于虽然违反《招标投标法》但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串通投标行为，由行政监管部门给予罚款、取消投标资格等行政处罚。已经作出行政处罚的，不影响刑事责任的追究，但在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

       证据收集与固定要点

       串通投标案件的证据收集有其特殊性，需要重点围绕串通故意的证明、串通行为的实施过程、危害后果等方面展开。书证方面，包括投标文件、报价单、资金往来凭证等；电子证据方面，包括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记录等；证人证言方面，包括知情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人员等的证言。

       在实践中，报价的规律性是重要的突破口。例如，所有投标人的报价呈现等差数列、某个投标人的报价明显是其他报价的平均值、或者投标文件出现不应有的雷同等，这些都可以作为串通投标的初步证据。此外，投标保证金来源的一致性也是重要线索。

       特殊行业领域的立案标准适用

       对于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不同领域的招投标活动，串通投标罪的立案标准在具体适用中需要考虑行业特点。例如，在工程建设领域，转包、违法分包现象较为常见，可能涉及违法所得的计算；在政府采购领域，可能涉及财政资金的损失认定。

       此外，对于国际招标、邀请招标等特殊招标形式，串通投标行为的认定和立案标准适用也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分析。随着电子招投标的普及，新型串通投标手段不断出现，立案标准的适用也需要与时俱进。

       单位犯罪与个人责任的关系

       串通投标罪既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也可以由单位构成。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在实践中，需要准确区分单位意志和个人行为，避免责任认定的扩大化。

       认定单位犯罪的关键在于行为是否经单位决策机构或者负责人决定，违法所得是否归单位所有。如果个人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个人私分的，则按个人犯罪处理。单位被处罚后，仍然可以要求有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地域管辖与级别管辖的规定

       串通投标案件的管辖涉及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两个方面。地域管辖一般由犯罪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公安机关管辖；级别管辖则根据案件的性质、情节、涉案金额等因素确定。重大复杂的串通投标案件可能由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在实践中，串通投标行为可能涉及多个地区，这就可能出现管辖争议。根据相关规定，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由主要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对于管辖不明确的案件，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立案前的初查程序要求

       公安机关在接到串通投标犯罪的报案、控告、举报后，需要经过初查程序决定是否立案。初查阶段可以采取询问、查询、勘验、鉴定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但不得采取强制措施。

       初查的重点是核实是否达到立案标准，是否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经过初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不予立案，并通知控告人。

       跨境串通投标的特殊考量

       随着国际经贸往来日益频繁，跨境串通投标案件逐渐增多。这类案件在立案标准适用上需要考虑涉外因素，包括管辖权冲突、法律适用、司法协助等问题。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我国刑法。

       在实践中，对于涉及外国企业或者个人的串通投标案件，立案侦查需要特别谨慎，严格遵守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必要时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途径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新技术背景下的立案标准发展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招投标领域的应用，串通投标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例如，通过算法合谋实现自动串通投标、利用区块链技术掩盖串通痕迹等新型犯罪手段的出现，对现有的立案标准体系提出了挑战。

       司法机关正在通过案例指导、司法解释等方式不断完善立案标准体系。未来，立案标准可能会更加注重行为实质危害性的判断，而非仅仅依赖数额标准。同时，电子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规则也将进一步完善。

       预防建议与合规指引

       对于投标企业而言，建立健全内部合规制度是预防串通投标犯罪的根本之策。包括完善投标决策机制、规范投标文件制作流程、加强员工职业道德教育等。企业应当定期开展合规培训，使员工充分认识串通投标的法律风险。

       在参与投标过程中，企业应当避免与其他投标人进行不当接触，谨慎对待所谓的"行业惯例"。如果发现串通投标嫌疑，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举报，同时做好自身合规证明材料的保存工作。合规经营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通过以上对围标串标罪立案标准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立法者和司法机关对这类犯罪行为保持着高压态势。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串通投标罪的立案标准和实践认定也必将更加科学精准，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唯有恪守法律底线，坚持诚信经营，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