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立案的要立案

       “该立案的要立案”的法治内涵与实践路径

       当普通民众手持诉状走进法院大门时，“该立案的要立案”这句看似简单的表述，实则承载着整个司法体系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庄严承诺。近年来，随着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过去长期存在的“立案难”问题得到显著缓解，但实践中仍存在立案标准把握不一、新型案件受理迟疑、诉讼服务质效不高等现实困境。如何将“该立案的要立案”这一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监督、可评估的司法实践，需要从制度设计、机制创新、能力建设等多维度进行系统破解。

       立案标准明确化：消除司法准入的模糊地带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包括原告适格、被告明确、诉讼请求具体等要素，但实践中对这些要件的审查尺度往往存在较大弹性。比如对“具体诉讼请求”的认定，有的法院要求必须精确到分角，有的则允许在合理范围内预留调整空间。这种标准不统一给当事人诉讼带来不确定性，也容易滋生选择性立案的空间。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制定立案指引清单等方式，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具体可辨别的操作标准，让一线立案法官有章可循，也让诉讼参与人有明确预期。

       针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新型案件，如环境公益诉讼、消费者集体诉讼等，应当制定专门的立案审查细则。目前这类案件立案率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清晰的立案门槛指引。通过明确主体资格认定标准、损害结果初步证明要求等关键要素，既避免因审查过严将应当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挡在门外，也防止因门槛过低造成司法资源滥用。

       立案监督机制构建：打通权利救济的最后一公里

       当法院作出不予立案裁定后，当事人往往面临申诉渠道不畅、监督效力不足的困境。虽然法律规定可以上诉，但实践中不予立案裁定的说理往往较为简略，导致上诉审查缺乏充分依据。建议建立立案异议听证程序，在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前，允许当事人就争议焦点进行陈述申辩，并将听证记录随案移送上级法院，使监督关口前移。

       检察机关对立案活动的监督效能有待进一步激活。依据民事诉讼监督规则，检察机关可对法院违法不立案情形提出检察建议，但这类监督多为事后介入，且缺乏刚性约束力。探索建立立案环节检察监督同步介入机制，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群体性纠纷的案件，检察机关可应申请参与立案审查过程，提供第三方专业意见。

       诉讼服务智能化：提升司法便民的技术赋能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深入推进，24小时自助立案、跨域立案等创新服务极大便利了群众诉讼。但当前各类诉讼服务平台仍存在系统衔接不畅、材料标准不一等问题。比如当事人通过移动微法院提交起诉状后，往往还需到现场补交纸质版本，这种“线上线下两张皮”现象实质削弱了便民的成效。亟需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诉讼标准体系，实现各类平台数据的互联互通。

       智能辅助审查系统的开发应用可有效减少人为裁量差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起诉材料进行要素化分析，自动识别是否符合法定立案条件，对存疑事项提示法官重点审查。这不仅能提高立案效率，更重要的是通过机器辅助决策减少主观判断偏差，使“同案同立”获得技术保障。但需注意避免将智能审查绝对化，应保留必要的人工复审通道。

       立案考核科学化：扭转司法管理的价值导向

       某些地方法院将“诉前调解率”“立案变更率”作为考核指标，导致立案环节出现“以调代立”“先调后立”等异化现象。这种管理导向与立案登记制改革初衷相悖，容易造成诉讼延迟和权利减损。应当建立以立案规范度、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取消那些可能诱发违规操作的量化指标。

       对立案工作的评估应当引入第三方参与机制。可委托律师协会、法学研究机构等独立开展立案质量评估，通过神秘客户体验、案件流程追踪等方式，获取更客观的评估数据。同时建立当事人回访制度，对不予立案案件的当事人进行定期回访，了解其后续维权路径及效果，倒逼立案服务质量提升。

       多元解纷衔接：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效率

       强调“该立案的要立案”并非主张所有纠纷都必须进入诉讼程序。健全的诉非衔接机制同样重要。对于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等适宜调解的案件，应当在立案阶段充分告知当事人多元解纷渠道，但必须坚持自愿原则，杜绝强制调解。建立调解不成及时立案的保障机制，避免因调解拖延造成诉讼时效过期等风险。

       探索设立“诉讼风险评估”公益服务，在立案大厅配备专业顾问，帮助当事人分析不同解纷方式的成本收益。这种中立评估既能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当途径，又能增强对司法程序的理性认知，从根本上减少滥用诉权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风险评估不应成为变相的立案前置过滤环节。

       特殊群体保护：彰显司法人文的关怀温度

       对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起诉讼的案件，应当建立立案绿色通道。这不仅体现在优先办理等程序便利上，更重要的体现在立案标准的适度从宽把握。比如对诉讼能力较弱的当事人，在起诉状格式要求、事实陈述清晰度等方面可适当放宽标准，通过法官释明权行使帮助其补正瑕疵。

       推广立案帮扶志愿者制度，鼓励律师、法律工作者为特殊群体提供立案辅助服务。一些基层法院探索的“法律援助驻点办公”模式值得推广，由司法行政机关指派律师定期在立案庭值班，为符合条件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文书代书服务，从源头上提升诉权行使质量。

       跨域协作机制：破解司法管辖的地域壁垒

       虽然跨域立案服务已在全国推开，但涉及不同地区法院之间的案件移送、文书送达等配套机制仍不完善。有的当事人完成跨域立案后，仍需多次往返受诉法院办理后续事项，实际成本并未显著降低。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案件流转平台，实现立案信息一次录入、全网通用。

       对于涉及多地的群体性纠纷，可探索建立集中立案协调机制。由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法院，其他相关法院配合做好本地当事人立案服务工作，避免当事人因管辖问题来回奔波。这种协同立案机制既能保障当事人诉权，又能实现案件的集约化审理。

       滥诉防治平衡：维护司法秩序的严肃公正

       在保障诉权的同时，也需防范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对明显缺乏事实法律依据的重复起诉、恶意诉讼等，依法不予立案。关键是要建立科学的识别标准，避免将新型案件、疑难案件简单归类为滥诉。建议制定滥诉行为认定指南，通过列举典型情形+概括兜底条款的方式，为法官提供清晰判断依据。

       探索建立诉讼诚信档案系统，对确有滥诉行为的当事人适当提高其后继案件的立案审查标准。但这种信用惩戒应当设置合理期限和救济程序，防止“一刀切”影响正当诉权行使。可借鉴仲裁制度的做法，引入立案保证金制度，对特定类型案件要求原告提供适当担保。

       司法公开透明：打造阳光立案的运行模式

       立案环节的透明度直接关系到司法公信力。除依法不予公开的情形外，所有立案决定及理由都应当通过审判流程平台向当事人公开。特别是对不予立案裁定，应当详细说明法律依据和事实认定过程，使当事人能够有效行使上诉权。

       定期发布立案工作白皮书，向社会通报各类案件立案情况、常见问题及改进措施。通过公开促规范，倒逼立案工作质量提升。有条件法院可试点立案直播，在不侵犯当事人隐私前提下，对标准化的立案审查过程进行网络直播，增进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了解。

       队伍能力建设：夯实规范履职的人才基础

       立案法官的专业素养直接影响立案质量。当前立案庭人员配备相对薄弱，年轻法官占比高，应对复杂立案问题的经验不足。需要建立系统的立案专业培训体系，重点加强新型案件识别、法律要件判断、释明权运用等核心能力培养。

       推行立案法官与审判法官轮岗交流制度，使立案人员深入了解后续审判流程对立案工作的需求，促进立案标准与审判标准相衔接。同时从审判部门选派经验丰富法官充实立案队伍，形成良性互动的人才培养机制。

       立法完善跟进：提供制度保障的顶层设计

       现行诉讼法对立案环节的规定仍显原则化，急需通过修法或司法解释予以细化。比如明确立案登记制与起诉条件审查的关系，规定形式审查的具体范围和深度，统一各类案件立案时限计算规则等。这些立法完善将为“该立案的要立案”提供更坚实的制度支撑。

       考虑制定单独的《司法案件受理条例》，系统规范立案程序、标准、救济等全流程事项。通过专门立法凝聚司法改革共识，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律规范，为当事人诉权保障提供更高效力层级的法律依据。

       实现“该立案的要立案”这一目标，既需要司法理念的深刻变革，也需要制度技术的精细设计。唯有通过标准明确化、监督立体化、服务智能化、考核科学化的多管齐下，才能让法律规定的诉讼权利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触手可及的正义体验。这不仅是司法为民的必然要求，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