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立案标准2017

       受贿罪立案标准2017的核心要点解读

       2017年实施的受贿罪立案标准体系，是我国反腐败立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套标准不仅明确了数额门槛，更构建了"数额+情节"的双重认定模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受贿罪的立案标准呈现出多层次、立体化的特点。相较于以往单纯以数额划线的做法，新标准更加注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估，这反映出立法机关对受贿罪本质认识的深化。

       立案数额门槛的基准设定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受贿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检察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这个数字的确立经过了充分调研和论证，既考虑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兼顾了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需要注意的是，3万元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立案标准，如果具有特定严重情节，即便数额低于这个标准，同样可以启动刑事追诉程序。这种设置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避免出现"唯数额论"的机械执法现象。

       特殊情节的立案标准

       司法解释明确列举了几类特殊情形，受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的，也应立案追究刑事责任。这些情形包括：多次索贿、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等。这些情节的设置，聚焦于受贿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显示出立法者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态度。特别是"多次索贿"这一情节，即便单次数额不大，但重复实施表明行为人主观恶性较深，应当从严惩处。

       数额较大与数额巨大的认定

       司法解释将受贿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界定为"数额巨大"，300万元以上则为"数额特别巨大"。这种阶梯式划分与量刑标准直接挂钩，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指引。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数额认定采用累计计算原则，即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受贿数额处罚。这种计算方式有效防止了行为人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规避法律制裁，体现了立法技术的精密化。

       情节严重的具体表现

       除数额标准外，司法解释还详细规定了"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例如，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但具有特定情形的，也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这些情形包括：向三人以上行贿、将受贿款项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拒不配合追缴工作等。这些规定构建了立体化的评价体系，使司法人员能够综合考量案件的各种因素，作出更加公正的裁判。

       量刑情节的特别规定

       司法解释对量刑情节作出了细致规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例如，对于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的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这一规定既体现了惩戒功能，也给予了行为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但同时强调，对特定严重情形如索贿等，一般不适用缓刑，这保持了法律应有的威慑力。

       犯罪主体的适用范围

       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涵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此外，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如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也属于受贿罪的适格主体。这种主体范围的明确界定，有效堵塞了法律适用的漏洞。

       贿赂范围的界定标准

       司法解释明确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范围，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和需要支付货币才能获得的其他利益。例如，提供房屋装修、旅游费用、会员服务等，只要能够用货币量化，都应当计入受贿数额。这种界定适应了贿赂形式日益隐蔽化、多样化的趋势，体现了立法的前瞻性。

       共同犯罪的认定规则

       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共同实施受贿行为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特别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情妇（夫）等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的认定，作出了详细规定。这些规定强化了对"权力寻租"链条的打击力度，有助于遏制"家族式腐败"等现象。

       未遂犯的认定标准

       司法解释对受贿罪未遂的认定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已经着手实施受贿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的，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一规定完善了受贿罪的犯罪形态理论，为司法实践处理特殊情形提供了依据。

       数额计算的具体方法

       对于收受购物卡、贵重物品等特殊形式的贿赂，司法解释明确了数额计算方法。例如，收受未实际支取的钱款，以票面数额认定；收受物品的，以实际支付价格或鉴定价格认定。这些具体规定增强了法律适用的可操作性，避免了因计算方法不统一导致的司法不公。

       追赃挽损的特别规定

       司法解释强调要加大追赃力度，明确规定对于受贿犯罪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这一规定体现了"不让犯罪分子从犯罪中获利"的基本原则，有助于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同时规定，在提起公诉前追回赃款赃物的，可以作为从宽处罚的考量因素。

       与其他罪名的衔接关系

       司法解释还明确了受贿罪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相关罪名的界限和衔接关系。对于行为人同时触犯多个罪名的，应当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理。这些规定确保了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避免了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的现象。

       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

       关于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原则上遵循"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即新司法解释施行前发生的行为，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但新司法解释的处理更轻的，适用新的规定。这一原则体现了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保障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司法实践中的常见争议

       在实际案件中，如何区分正常人情往来与受贿行为往往存在争议。司法解释为此提供了判断标准，重点考察双方关系的亲疏、财物往来的对等性、给付背景等因素。这种综合判断方法，有助于司法人员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

       证据收集的规范要求

       司法解释对受贿案件的证据标准也提出了明确要求。除了传统书证、物证外，特别强调要注重收集电子数据等新型证据。同时要求加强对间接证据的运用，构建完整的证据链条，确保案件质量。

       预防犯罪的制度建议

       从预防角度而言，除了完善立案标准，还需要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包括推行财产申报制度、规范公务接待标准、加强审计监督等措施，从源头上遏制受贿行为的发生。这些制度性预防措施与刑事打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反腐败的完整体系。

       立法发展趋势展望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受贿罪的立案标准也将继续完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细化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受贿行为认定标准，同时加强对新型受贿手段的研究和规制。立法机关将继续保持对腐败行为的高压态势，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综上所述，2017年受贿罪立案标准构建了科学合理的刑事追诉体系，既保持了打击力度，又体现了司法理性。这一标准的确立和实施，对于规范司法实践、统一裁判尺度、有效惩治腐败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司法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研究的深入，相信这套标准还将不断完善，更好地服务于反腐败工作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