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围内,婚姻制度的法律规范因地区文化、宗教信仰及历史传统差异而呈现出多样性。其中,完全禁止离婚的法律规定,在当代社会已属罕见,但仍有少数地区基于特定法理或信仰体系,对离婚设置了极为严苛的限制,使其在实践层面几乎等同于禁止。这些地区主要可归为以下几类。
基于特定宗教法统的地区 部分国家和地区将特定宗教教法直接或间接确立为婚姻家庭领域的最高法律准则。例如,梵蒂冈城国作为罗马天主教会的中心,其法律体系完全遵循《天主教法典》。该法典视婚姻为一项由上帝建立、夫妻双方缔结的永久性圣事盟约,原则上不允许解除。只有在特定极端情况下,如婚姻被证实从未有效成立,才可能通过“婚姻无效”宣告予以解除,但这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离婚。因此,在梵蒂冈的法律与实践层面,离婚是被禁止的。 个别国家的特殊法律辖区 在一些多法域国家内,可能存在因历史原因保留的特殊法律区域。例如,菲律宾是全球少数在全国范围内未设立世俗离婚法的国家之一。虽然穆斯林公民可根据《穆斯林属人法》在某些条件下解除婚姻,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穆斯林公民,其婚姻受《菲律宾家庭法》规制,该法不提供离婚选项。公民只能通过耗时漫长、条件苛刻的“婚姻无效”或“法律分居”程序来寻求关系解除,这使得离婚在实质上极为困难,近乎被禁止。 受传统习惯法深刻影响的社群 在世界某些偏远或封闭的社群中,强大的传统习惯法或部落法规可能凌驾于国家成文法之上。在这些社群里,婚姻往往被视为家族或部落间的永久联盟,离婚不仅不被允许,甚至可能被视为对社群规范的严重背叛,从而面临社会排斥等严厉后果。这类情况虽不构成国家层面的法律禁止,但在特定社群内部形成了事实上的禁止状态。 综上所述,所谓“禁止离婚的地区”并非一个绝对概念,而需从法律条文、司法实践及社会规范等多个层面进行理解。它主要存在于将特定宗教法奉为圭臬的政体、全国性或区域性法律明确不设立离婚制度的国家与地区,以及受传统习惯法牢固约束的特定社群之中。这些地区的共同点在于,其婚姻制度强烈强调婚姻的不可解散性,将社会稳定、信仰价值或传统秩序置于个人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之上。探讨“禁止离婚的地区”这一议题,不能简单地以“是”或“否”来划分地图上的行政边界。它更多地指向一种法律状态与社会现实,即在该地域通行的、具有强制效力的规范体系——无论是国家法律、宗教法还是习惯法——原则上不允许夫妻通过离婚程序合法地解除婚姻关系。这种禁令的背后,是深厚的历史渊源、牢固的宗教信仰与独特的社会结构相互交织的结果。以下将从不同维度对这类地区进行更为深入的分类剖析。
政教合一国家与宗教法主导地区 在这类地区,宗教不仅是个人信仰,更是国家法律与社会制度的基石,其宗教经典或教法学家阐释的律法直接构成婚姻家庭法的核心内容。 最典型的例子是梵蒂冈城国。作为全球领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梵蒂冈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中心。其法律体系完全依据《天主教法典》构建。该法典第1055至1165条对婚姻有详尽规定,明确婚姻是“由造物主所建立,并赋予固有法则的夫妻生活共同体”,是“一件圣事”。由于圣事的永久性与神圣性,有效的、已完成的(即已发生夫妻关系)的婚姻,在夫妻双方生存期间是“绝对不能解除的”。唯一的例外途径是“婚姻无效宣告”,即证明该婚姻从一开始就因缺乏合意、无能力、形式不合法等根本性缺陷而从未有效成立。这与世俗法律中的“离婚”有本质区别。因此,在梵蒂冈的法律框架内,不存在离婚制度。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一些将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国家。虽然伊斯兰教法本身允许通过“塔拉格”等特定程序解除婚姻,但这通常被视为男性的特权,且程序与条件因教法学派和国家解释而异。值得注意的是,有少数严格遵循特定教法学解释的地区或社群,可能会在实践中对离婚,特别是女性发起的离婚,设置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使其在功能上接近被禁止的状态。但这通常不是全国性的普遍禁令,而是特定解释下的严苛实践。 世俗法律体系中明确不设立离婚制度的国家 这类国家拥有世俗的宪法与法律体系,但在婚姻家庭法领域,由于历史、文化与宗教的深刻影响,其法律选择不提供离婚作为解除婚姻的选项。 菲律宾是此类的突出代表。作为亚洲唯一一个以天主教徒为主体的国家,其1987年宪法规定政教分离,但1988年生效的《菲律宾家庭法》却深受天主教教义影响。该法不承认世俗离婚。对于非穆斯林公民,解除婚姻关系的合法途径仅有两种:一是“宣告婚姻无效”,需证明婚姻存在诸如心理 incapacity、欺诈、胁迫、性无能等使其自始无效的缺陷,过程复杂且举证困难;二是“法律分居”,但这仅解除夫妻共同生活的义务,并不解除婚姻关系,双方均不得再婚。尽管多年来民间推动离婚合法化的呼声不断,相关法案在国会屡次提出,但均因教会势力的强大反对而未获通过。这使得菲律宾成为全球少数几个在法律上广泛禁止离婚的主权国家。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是马耳他。马耳他曾在1970年代之前完全禁止离婚。虽然于2011年通过公投引入了离婚制度,但在此之前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它是一个法律明确禁止离婚的欧洲国家。这充分展示了即使在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特定历史阶段也可能存在离婚禁令。 国家内部特殊法律管辖区域 在一些联邦制或拥有多元法律体系的国家内部,可能存在个别行政区划实行独特的婚姻家庭法,其中不包括离婚制度。 例如,在联合王国内部,其海外领土安圭拉、蒙特塞拉特等地的法律历史上曾长期严格限制离婚。虽然现代以来大多已与英国本土法律接轨,但在特定历史时期,这些地区曾以离婚极其困难而闻名。又如印度,作为一个多宗教国家,其婚姻家庭法按宗教社群分别制定。印度基督教徒的婚姻长期受1869年《印度离婚法》规制,该法最初规定的离婚理由极为有限,且程序苛刻,在很长时间里对基督徒而言,离婚近乎被禁止,直至后续多次修订才逐渐放宽。 受习惯法与部落法规约束的传统社群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原住民社群、偏远乡村或岛屿社区中,世代相传的习惯法往往比国家成文法拥有更强的实际约束力。在这些社群里,婚姻通常被视为两个家族之间而非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永久性契约,涉及财产、劳力、社会地位与联盟关系的交换。 离婚在这些体系中可能被视为破坏社会结构、引发家族冲突甚至部落仇杀的重大事件。因此,许多传统习惯法会设置极高的离婚门槛,例如要求退还数倍的聘礼或嫁妆、举行复杂的调解与赎罪仪式、或由部落长老会议一致同意,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往往难以满足。在非洲、大洋洲和亚洲的一些部落社会中,虽然国家法律可能允许离婚,但社群内部的强大压力与习惯法的实际运作,使得离婚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的选择,尤其是对女性而言。这种“事实禁止”状态,虽然不体现在国家法典里,却深刻地影响着当地人的婚姻生活。 禁令背后的动因与社会影响探析 禁止离婚的法律或规范,其产生与维持通常基于多重考量。首先是宗教教义的神圣性,将婚姻视为神圣盟约或宗教义务,其解除被视为亵渎。其次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诉求,传统观念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允许离婚会导致家庭破碎、子女教育缺失和社会秩序动荡。第三是保护经济与财产安排,尤其在以农业或特定家族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婚姻联盟关乎土地、财产与劳动力的稳定传承。最后,父权制结构下,限制离婚常常与控制女性、确保父系血统纯正等目的相关联。 然而,这种禁令也带来显著的社会问题。它可能将夫妻禁锢在不幸甚至充满冲突或暴力的婚姻中,对双方尤其是弱势一方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它也可能催生法律规避行为,如通过移民到允许离婚的国家或地区取得离婚判决,或促使人们选择不正式结婚而同居,反而削弱了婚姻制度的严肃性。此外,在全球化与人口流动加剧的今天,来自“禁止离婚地区”的公民在国际婚姻与法律冲突中可能面临复杂的困境。 总而言之,“禁止离婚的地区”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现象,它随着法律改革、社会观念变迁与国际交流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理解它,不仅需要审视法律条文,更需洞察其背后的宗教力量、历史惯性、社会结构与文化逻辑。从梵蒂冈的教廷法典到菲律宾的国会辩论,从南太平洋岛屿的部落决议到原住民社区的长老会议,婚姻不可解散的理念仍在世界的一些角落顽强存在,持续引发关于个人自由、家庭价值与社会秩序之间的深刻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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