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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诉讼调解，指的是在夫妻双方通过司法途径解除婚姻关系的过程中，由特定的机构或人员居中协调，促使双方就离婚意愿、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及债务承担等核心问题，自愿达成一致意见，从而避免或简化后续法庭审理程序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其核心在于“调”与“解”，即通过沟通疏导化解矛盾，最终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一过程旨在缓解对抗情绪，保护家庭成员尤其是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实现相对和平的婚姻关系终结。
调解的核心场所 离婚诉讼调解并非在单一固定地点进行，其场所主要依据调解发生的程序阶段和主导机构而定。首要且法定的场所是人民法院。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是离婚诉讼的必经前置程序。因此，当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后，案件在立案后、开庭审理前，或者在整个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都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法院内的调解可能发生在专门的调解室、法官办公室或法庭内，氛围相对正式，侧重于在法律框架内寻求解决方案。 调解的延伸场域 除了法院，调解工作也可能延伸至其他相关机构。例如，在诉讼前或诉讼中，法院可能会委托或邀请当事人住所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如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妇联等组织协助进行调解。这些调解通常在社区工作站、村委会办公室或妇联的接待室进行，环境更贴近当事人日常生活，便于利用熟人社会关系和情感纽带进行说和。此外，部分地区的法院设立了附设的“诉调对接中心”或“家事调解室”，由法院聘请的特邀调解员在此主持调解，作为诉讼程序的有益补充。 场所选择的影响因素 调解地点的选择并非随意，它受到法律程序、案件具体情况和当事人需求的共同影响。法院调解具有程序性和权威性，其形成的调解书一经双方签收即与生效判决具有同等效力。而诉讼外的调解，若成功并经由法院司法确认，同样能获得强制执行力。选择在法院外调解，往往能提供更宽松的沟通环境，有利于彻底化解家庭积怨。实践中，许多纠纷是通过“法庭内与法庭外相结合”、“法官主导与多元参与相结合”的方式，在多场景互动中最终达成调解的。离婚诉讼调解的场所，是一个融合了法定程序、司法实践与社会支持的多维空间概念。它远不止一个简单的地理位置，而是承载着法律职能、情感沟通与纠纷化解功能的特定场域。理解“在哪里调节”，需要深入剖析其在不同程序阶段的具体形态、运作主体以及场所特性所带来的不同调解效果。这有助于当事人明确参与路径，合理利用不同场域的资源，以更有效率、更少伤害的方式解决婚姻家庭矛盾。
一、 核心法定场所：人民法院及其内部空间 这是离婚诉讼调解最正式、最核心的场域。其法律依据根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调解作为基本原则和离婚案件必经程序的规定。在这个场域内，还可以根据诉讼进程和形式差异，进行更细致的划分。 首先是立案阶段的调解。部分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了“家事纠纷调解窗口”或“诉前调解室”。当事人在递交起诉材料后，立案法官或专职调解员可能会在正式立案前，征询双方意见，在此进行初步的诉前调解。此阶段的场所设计通常倾向于温和，旨在过滤掉那些冲动型离婚或争议不大的案件，减轻法庭审理压力。 其次是审理过程中的调解。案件分配至业务庭后，承办法官会在开庭前、庭审中甚至庭审后，随时组织调解。此时的场所可能是审判法庭，也可能是专门的家事调解室。与庄严肃穆的庭审现场相比，家事调解室的布置更具人性化，可能采用圆桌布置，摆放绿植，营造平等、私密的沟通氛围，以减轻当事人的对立情绪。法官在这里不仅是裁判者，更是倾听者和引导者。 再者是专门的家事审判法庭或调解中心。一些地方法院为推进家事审判改革，设立了独立的家事法庭，并配套建设了功能齐全的调解区域。这类场所往往集调解、心理疏导、单面镜观察、儿童托管等功能于一体，体现了对家事案件情感性与复杂性的高度关注。调解在此类专业化场所进行，更能综合运用法律、心理和社会工作方法。 二、 协作延伸场所：多元解纷机制下的外部空间 现代纠纷解决机制强调“诉源治理”，鼓励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诉前。因此，离婚调解的场所极大地延伸到了法院围墙之外，形成了广泛的协作网络。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场所。当事人经常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这里的工作人员熟悉当地民情，对当事人家庭背景、矛盾根源有更直观的了解。调解多在居委会办公室或社区活动室进行，环境亲切，语言通俗，易于从伦理、人情角度进行劝导，对于处理因家庭琐事、婆媳关系等引发的离婚纠纷具有独特优势。 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场所。各级妇联组织长期致力于维护妇女儿童权益，设有权益部或专门的调解接待室。对于涉及家庭暴力、妇女经济弱势、子女抚养权争夺等情形的离婚案件，妇联提供的场所不仅是调解地点，更是弱势一方的支持堡垒。调解员往往具备性别视角和专业维权知识，能为女方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咨询。 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下的专业调解机构场所。近年来，各地涌现出许多在司法局备案的专业调解组织，如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调解中心。它们可能有独立的办公场所，聘请退休法官、律师、心理咨询师担任调解员。这类场所商业化或专业化氛围更浓，通常需要预约，提供更为精细化、个案管理式的调解服务，尤其适合争议标的较大、法律关系复杂的离婚案件。 三、 新型复合场所：线上调解平台与流动调解站点 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离婚调解的场所概念进一步虚拟化和灵活化。 在线调解平台。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建设的“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以及各地自建的在线纠纷解决系统，构成了重要的虚拟调解场所。当事人和调解员通过电脑或手机客户端，即可进行视频、语音或文字调解。这突破了地理限制，特别适用于双方身处异地、工作繁忙或暂时不愿面对面接触的情况。线上空间的私密性和便捷性，有时反而能促进坦诚交流。 巡回调解与上门调解。对于行动不便的当事人、矛盾激化需要即时干预，或者涉及特定风俗习惯的案件，法官或调解员可能会将调解场所“移动”到当事人家里、村头树下、社区公园等地方。这种流动的调解站点，体现了司法服务的主动性，以“接地气”的方式在矛盾发生地就地化解纠纷，效果往往更为彻底。 四、 场所选择与调解策略的互动关系 不同的调解场所，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调解的主体、阶段和策略紧密互动。法院场所的权威性，适合处理法律争议焦点明确、需要最终司法确认的案件；社区场所的亲和力，善于化解情感纠葛和修复关系；线上平台的灵活性，则为沟通提供了新的缓冲带。实践中，经常采用“法院引导、多元协作、场所联动”的模式。例如，法官可能建议双方先到妇联进行情感疏导，再回到法庭就财产分割进行法律层面的协商；或者通过在线平台完成前期沟通，最后在法院签署正式协议。 综上所述，离婚诉讼调解的“在哪里”，是一个动态、多元、立体的体系。它从庄严的法庭延伸到温情的社区，从实体的房间扩展到虚拟的网络。理解这一体系，意味着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与法官或调解员沟通，选择最有利于矛盾化解的场所组合，从而在结束婚姻关系的同时，为未来生活，尤其是子女的健康成长，留下更多理性与平和的空间。选择合适的调解场所，本身就成为迈向问题解决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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