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婚姻自由被视为一项基本权利,但全球范围内仍存在一些地区或特定情境下,离婚行为受到严格限制乃至完全禁止。这些限制主要源于深厚的宗教教义、传统法律体系或独特的文化习俗。从地域和法律体系来看,限制或禁止离婚的情况可大致分为几个类别。首先,一些以特定宗教教法为主要法律来源的国家,其婚姻制度与信仰戒律紧密绑定,离婚程序极为严苛或不被允许。其次,部分地区的传统习惯法或部落法规,将婚姻视为家族或社群的联合,个人难以单方面解除婚姻关系。此外,在某些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或针对特定人群(如军人配偶),法律也曾设定过离婚的禁令或极高门槛。最后,个别政治实体基于其社会治理理念,也可能在法律中不设立离婚渠道。理解这些“不容许离婚”的情形,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法律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个人权利在不同社会背景下面临的不同边界。
基于宗教教法的绝对或相对禁止
在全球多个地区,宗教不仅是精神信仰,更是社会生活和法律制度的基石。这使得离婚的容许度与宗教教义直接相关。例如,在梵蒂冈城国,作为天主教会的中心,其法律完全遵循《天主教法典》。该法典原则上认为婚姻是“不可拆散的圣事”,因此不承认民事离婚的效力。教徒若想解除婚姻关系,只能向教会法庭申请“婚姻无效”的宣告,即证明婚姻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性缺陷,而非解除一个有效婚姻。这一过程复杂且标准极高。类似地,在一些奉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虽然教法原则上允许离婚(通常称为“塔拉克”),但具体实践因学派和国家而异。在某些极端保守的解释或地区性规定下,离婚权可能极度向男性倾斜,女性提出离婚则面临巨大的法律与社会障碍,在实质上构成了对女性离婚自由的禁止。菲律宾也是一个特例,作为亚洲唯一一个离婚非法的国家(除穆斯林公民适用穆斯林个人法外),其1987年宪法因受天主教影响深远,至今未通过普通的离婚法,民众解除婚姻通常只能通过宣告婚姻无效或法律分居,过程漫长且昂贵。 传统习惯法与部落法规下的婚姻束缚 在非洲、大洋洲及亚洲部分偏远地区,现代国家法律可能与根深蒂固的习惯法或部落法规并存甚至冲突。在这些传统体系中,婚姻远不止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家族、氏族乃至部落之间的联盟,涉及彩礼、土地权、政治关系等多重利益。因此,离婚被视为破坏社会结构和契约的行为,受到强烈抵制。例如,在非洲某些部落,婚姻由家族长老安排,个人没有自主解除的权利。若发生严重矛盾,可能由长老会进行调解,但“离婚”作为法律概念并不存在。妻子的地位更接近于夫家财产的一部分,离开婚姻往往意味着放弃子女、失去经济支持并遭受社群排斥。在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社群中,传统法则可能允许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通奸)由首领裁决分离,但这并非个人可主动行使的法定权利,且女性同样处于不利地位。这些地区的国家政府有时试图推行现代化的家庭法,但在基层,传统力量往往更为强大,使得法律上的离婚许可在现实中难以实现。 特定历史时期与人群的法律禁令 回顾历史,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禁止或极度限制离婚的阶段。欧洲在中世纪深受基督教会影响,离婚普遍不被允许。直至宗教改革后,部分新教国家才开始引入离婚法。在近代,一些国家出于社会稳定、人口增长或意识形态的考虑,也曾颁布过离婚禁令。例如,爱尔兰在1937年至1995年的宪法中明文禁止离婚,1995年才通过公投以微弱多数解禁。马耳他也在2011年之前不允许离婚。除了时间维度,针对特定职业或身份人群的离婚限制也曾存在。例如,过去有些国家的法律曾规定,军人在服役期间,其配偶提出离婚将受到严格限制,以确保军队士气和稳定。这类规定如今在大多数国家已被废除或修改,但仍是法律史上限制离婚的一种形态。这些历史与特定案例表明,离婚自由权的确立,常常与社会变革、宗教影响力消长以及人权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 现代法律体系中的极端限制情形 即使在拥有正式离婚法律的国家,也存在一些设置极端障碍、使离婚在事实上几乎不可行的情形,这可被视为一种“功能性禁止”。一种情况是法律规定了异常漫长的强制分居期。例如,某个国家可能要求夫妻在起诉离婚前必须连续分居满十年甚至更久,这实质上剥夺了许多人重新开始生活的可能性。另一种情况是离婚理由极其狭隘,通常只承认如严重家庭暴力、长期遗弃等少数几种过错理由,而不承认“感情破裂”或无过错离婚。这迫使希望离婚的一方必须收集对方过错的证据,过程充满对抗性和痛苦,若无法证明,则婚姻无法解除。此外,高昂的诉讼费用、复杂的司法程序以及社会文化对离婚者的污名化,共同构成了无形的壁垒。在某些社群中,尽管国家法律允许离婚,但社群内部的压力可能迫使个人放弃行使这一权利,否则将面临被孤立甚至驱逐的风险。因此,“不容许离婚”不仅看法律条文,也需审视法律的实际可及性与社会文化的真实包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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