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层面上的绝对禁止
从全球范围的法律实践来看,完全禁止公民离婚的地区已极为罕见。历史上,菲律宾和梵蒂冈城国曾因其独特的宗教背景而长期实施严格的离婚禁令。菲律宾作为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其1987年宪法曾明确规定禁止离婚,此举深受罗马天主教教义影响。梵蒂冈作为天主教圣座所在地,其法律体系直接遵循《天主教法典》,原则上不允许婚姻的解除。 现实情况的演变与例外 然而,所谓“不许离婚”并非意味着婚姻关系绝对无法解除。即便在上述地区,也存在法律上的变通途径。例如,菲律宾公民虽长期不能离婚,但可通过法律宣告婚姻“无效”,即从法律上认定该婚姻自始便不成立,或通过司法分居(合法分居)来解除夫妻间的共同义务。2019年,菲律宾穆斯林民众已可根据穆斯林属人法办理离婚。而梵蒂冈的案例极少,其法律主要约束常住居民而非访问者。 宗教与文化的影响 除法律明文规定外,一些地区因受特定宗教或传统文化习俗的深刻影响,在事实上形成了巨大的离婚阻力。在这些社群中,离婚行为可能被视为对信仰或家族荣誉的背叛,当事人会面临沉重的社会压力与道德谴责,这使得离婚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异常困难,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不许离婚”的社会环境。法律明文禁止的地区及其演变
在全球化的现代法律体系中,完全禁止离婚已成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菲律宾的情况最为典型。由于其人口中超过百分之八十信奉罗马天主教,其立法长期受到教会关于婚姻不可拆散性教义的深刻塑造。1949年的《婚姻法》和1987年宪法都曾强化了这一禁令。然而,社会现实需求推动了法律变革。2015年,菲律宾众议院首次通过了离婚法案草案,虽未最终成为法律,但引发了全国辩论。直至今日,菲律宾普通民众若想解除婚姻关系,主要途径仍是申请婚姻无效宣告或合法分居,前者程序复杂、耗时漫长且费用高昂,实质上构成了巨大障碍。与此相对,梵蒂冈城国作为政教合一的主权实体,其民法典与教会法高度融合。对于其极少数常住公民而言,婚姻的解除几乎不可能,除非通过教会内部极其罕见的“婚姻无效”特许程序,但这并非世俗意义上的离婚。 宗教教义下的实质限制 beyond法律条文,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民众生活受到宗教戒律的严格约束,这在事实上构建了“不许离婚”的隐形高墙。例如,在沙特阿拉伯、伊朗等一些遵循伊斯兰教法原则的国家,离婚权主要赋予男性,女性提出离婚(称为“胡勒”)则面临极为严苛的条件且过程艰难,需要放弃全部或部分财务权利或得到丈夫的同意,对于许多女性而言,这几乎等同于被禁止。而在以色列,犹太人的婚姻事务归犹太拉比法庭管辖,根据正统犹太教律法哈拉卡,离婚必须由丈夫自愿向妻子签发一份“盖特”离婚文书,若丈夫拒绝或失踪,妻子则无法再婚,成为“被束缚的妻子”,这种宗教律法带来的束缚有时比成文法更为牢固。 传统文化与习俗构成的牢固枷锁 在许多传统农耕社会或部落文化中,婚姻被视为两个家族之间的结盟,而非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在中国的一些偏远乡村、印度的部分农村地区以及非洲的某些部落中,离婚被看作是对家族契约的背叛,会带来严重的声誉损害甚至家族冲突。特别是对于女性,提出离婚可能意味着要面对“丢脸”、被家族驱逐、失去子女抚养权以及丧失经济来源的巨大风险。这种由千百年来的习俗、社会舆论和家族荣誉观编织而成的无形网络,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控制力,使得生活在此种环境中的个体,即使法律赋予其离婚的权利,在现实中往往也难以逾越这道鸿沟,陷入事实上的“不许离”困境。 现代视角下的反思与平衡 探讨“哪里的人不许离婚”,其核心是审视个人自由与宗教信仰、传统文化及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绝对的离婚禁令因其对个人基本权利,尤其是女性权利的剥夺,日益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现代立法趋势普遍倾向于在尊重宗教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保障个人拥有解除不幸婚姻、追求幸福的基本人权。因此,即便是曾经严格禁止离婚的地区,也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逐步探索建立更加人性化且公平的法律救济渠道,以实现保护家庭稳定与保障个人福祉之间的艰难平衡。这个过程本身,也反映了一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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