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全球婚姻制度时,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是,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地区或国家,其法律或习俗在特定条件下不允许或极大限制离婚。这通常并非指绝对意义上的“完全不能离婚”,而是指在法律程序、宗教教义或社会传统中设置了极为严苛的障碍,使得解除婚姻关系在实践中异常困难,近乎不可能。这种现象背后,往往交织着深厚的历史、宗教与文化因素。
基于宗教教义约束的地区 部分国家和地区,其婚姻家庭法深受特定宗教经典和教规直接影响。在这些地方,婚姻被视为一种神圣不可违背的契约,由宗教权威而非世俗法庭主导。因此,离婚不仅是一个法律程序,更是一个需要获得宗教层面批准的复杂过程。若无法满足极为严格的宗教条件,婚姻关系在法律和信仰层面上都将持续有效。 法律程序存在特殊限制的国度 另有一些国家,其成文法律虽然未明文禁止离婚,但通过设置超长的分居等待期、高昂的经济成本、复杂的诉讼流程,或将离婚的法定理由限定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如仅限严重家庭暴力或通奸等),实质上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屏障。这使得意欲离婚的夫妇需要付出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与精力,客观上达到了限制离婚的效果。 受传统习俗深刻影响的社群 在全球某些相对封闭或传统力量强大的社群内部,尽管国家层面可能存在允许离婚的法律,但地方性习俗、家族规约或部落传统拥有更强约束力。在这些社群中,离婚可能被视为对整个家族荣誉的严重损害,会招致巨大的社会压力乃至排斥。因此,个人即便在法律上有权申请,也往往因无法承受社会后果而选择维持婚姻。 综上所述,所谓“结婚不能离婚”的情形,多是一种在特定宗教、法律或社会文化框架下形成的、事实上的极端限制状态。它反映了婚姻制度在不同文明语境下的多样性,也凸显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世俗法律与神圣戒律之间的深刻张力。理解这一现象,需深入其具体的宗教背景、法律条文与社会环境。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审视婚姻制度,会发现一个复杂而多元的图景。尽管婚姻自由与离婚权利已成为国际人权公约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并在多数国家得到法律保障,但在世界的一些角落,解除婚姻关系依然面临着近乎不可逾越的高墙。这些限制并非总是以“禁止离婚”的明文法令出现,更多时候,它们化身为严苛的宗教信条、繁琐至极的法律程序或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共同编织成一张束缚个人选择的无形之网。以下将从几个主要维度,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入剖析。
一、宗教教义主导下的绝对束缚体系 在某些政教合一或宗教律法拥有最高权威的国家与地区,婚姻完全由宗教法规管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梵蒂冈城国以及全球天主教会对于其信徒婚姻的管辖。根据天主教教规,婚姻是耶稣基督与教会结合之象征,是一项“圣事”,因此具有不可拆散的特性。教徒在教堂缔结的“圣事婚”,原则上终身有效。虽然教会设有“婚姻无效”宣告程序,即宣布婚姻自始便未有效成立,但这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离婚,且申请条件极其严格,需证明婚姻存在如欺诈、胁迫、无完婚能力等根本性缺陷,过程漫长且成功率低。对于虔诚信徒而言,在未获得教会宣告的情况下缔结新的婚姻,将被视为触犯教规。 类似地,在伊斯兰教法的某些严格解释流派中,虽然原则上允许丈夫通过“塔拉格”程序休妻,但妻子主动发起离婚的权利“胡勒”则受到极大限制,往往需要丈夫同意或经过异常复杂的司法仲裁。在某些奉行特定教法学派的国家,妇女若想在不获丈夫同意的情况下离婚,几乎难于登天。此外,一些地区的犹太教正统派社区,也要求丈夫向妻子提交“盖特”(离婚文书),若丈夫拒绝,妻子将陷入“被困妻子”的困境,无法再婚。 二、法律程序中设置的超常难度关卡 一些国家的世俗法律,虽未彻底关闭离婚的大门,却通过制度设计使其成为一场耗费巨大的持久战。例如,在菲律宾,这个亚洲唯一一个离婚尚未合法化的天主教国家,直到最近,其国民若想解除婚姻,主要途径仅有两种:一是依据《家庭法典》申请“婚姻无效”或“法律分居”,前者同样需要证明婚姻存在根本瑕疵,后者则仅终止夫妻同居义务,不解除婚姻关系,双方均不得再婚;二是通过国会提出一项私人法案来解除特定婚姻,这无疑是成本高昂、时间漫长的特权途径。虽然近年已有推动离婚合法化的立法尝试,但进程缓慢且争议巨大。 另有一些国家,如马耳他,其在2011年之前法律完全禁止离婚。目前虽已合法化,但仍需经历长达四年的分居期。爱尔兰在1995年公投通过离婚合法化前,也长期禁止离婚。而在智利,离婚法案直到2004年才得以通过。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法律曾长期将婚姻视为不可解除的契约。即便在今天,全球仍有少数司法管辖区规定,离婚必须证明一方存在如通奸、遗弃、虐待等“过错”,纯粹的“感情破裂”或“协议离婚”不被接受,这无疑增加了举证难度和诉讼的对抗性。 三、社会传统与习俗构成的隐性牢笼 在法律与宗教之外,强大的社会传统往往构成更顽固的壁垒。在许多亚洲、非洲、中东地区的传统社群中,婚姻被视为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盟,而非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离婚不仅关乎夫妻双方,更被视为对家族盟约的背弃,会损害整个家族的社会声誉与地位。在这种压力下,个人,尤其是女性,提出离婚可能意味着被原生家庭排斥、丧失经济支持、失去子女抚养权,甚至面临人身威胁。 例如,在某些地区,尽管国家法律允许离婚,但当地习俗要求女方在离婚时退还高昂的彩礼,这对于许多家庭而言是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从而迫使女性留在不幸的婚姻中。又或者,在高度强调集体荣誉的文化里,离婚女性及其家族可能被贴上负面标签,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婚嫁前景。这种来自社群的非正式制裁,其威力有时远胜于正式的法律条文,形成了一种“软性禁止”,让意欲离婚者望而却步。 四、现象背后的多维动因与当代挑战 上述限制性婚姻制度的存续,其根源是多层次的。从宗教层面看,它关乎对神圣经典的诠释与坚守,认为婚姻的稳定关乎信仰的纯洁与社会道德的根基。从社会层面看,在传统农业或资源匮乏的社会结构中,稳定的家庭单位被视为维持社会生产与秩序的基本细胞,离婚可能带来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复杂问题,动摇社会基础。从政治层面看,维持特定的婚姻家庭模式,有时也与民族认同、传统价值观的维护等宏大叙事相关联。 然而,在全球人权观念普及和妇女权利运动兴起的当代,这些限制性制度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国际社会不断有声音批评此类做法侵犯了个人自由、尊严以及平等组建与解除家庭关系的权利。许多国家的活动家、法律人士正在推动改革,试图在尊重传统与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寻找平衡点。这一过程充满了辩论、妥协与缓慢的演进。 总而言之,世界上那些“结婚难离婚”的地方,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法律、宗教与文化深度交织的复杂画卷。它提醒我们,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形态远非单一。理解这些特例,不仅是为了满足猎奇,更是为了深刻认识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以及个人在追求幸福道路上所可能遭遇的制度性、文化性障碍。这既是对不同文明的尊重,也是对普遍人权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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