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寻法网,法律知识问答网站
欢迎光临寻法网,法律知识问答网站
.webp)
核心概念界定
斡旋受贿，在法律语境中专指一种特殊的受贿犯罪形式。它并非指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利用自身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而是指行为人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其特殊性在于，行为人的职权与最终实现的请托事项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即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行为人扮演的是牵线搭桥、居中协调的角色，其权力影响力是间接发生作用的。
法律渊源与构成我国刑法对此有明确规定。认定斡旋受贿，必须同时满足几个关键要件：首先，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这是前提。其次，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这种“便利条件”是一种基于职务产生的隐性影响力。再次，行为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最后，行为人实施了索取或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这四个要件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斡旋受贿罪的完整法律画像。
与一般受贿的区分理解斡旋受贿，关键在于将其与一般受贿罪清晰区分。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权力行使的直接性。一般受贿是“直接利用”自身职权办事并收钱，权钱交易链条直接而明确。而斡旋受贿是“间接利用”自身影响力，推动他人行使职权来办事，行为人自身的职权并未直接作用于请托事项。形象地说，一般受贿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斡旋受贿则是“借力打力，坐收渔利”。这种区分对于准确定性犯罪行为、恰当适用法律条款至关重要。
社会危害与规制意义斡旋受贿行为具有严重的腐蚀性和隐蔽性。它如同权力场中的“掮客”，扭曲了正常的职务行为秩序，使得公权力成为个别人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这种行为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侵蚀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法律将其单独规定并予以严厉打击，正是为了堵住利用影响力进行权钱交易的漏洞，构建更加清朗的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认清其本质与认定标准，对于公职人员廉洁自律、对于社会公众进行监督、对于司法机关精准打击犯罪，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条文的具体剖析
要深入理解斡旋受贿的认定，必须从其法律条文本身入手进行逐层剖析。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该条文清晰地勾勒出了此罪的边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这里的“以受贿论处”并非一个独立的罪名，而是在量刑时依照受贿罪的规定进行处罚，但其构成要件具有独特性。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了相关概念，例如对“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界定，通常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这种影响可能是基于长期工作往来形成的默契，也可能是基于行业系统内的潜在权威。
构成要件的深度解读认定斡旋受贿，必须对四个核心构成要件进行严格且深入的审查，这是司法实践中的关键所在。
第一个要件是关于犯罪主体。其范围与受贿罪主体完全一致，即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具体包括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在特定条件下利用原有职权或地位形成的影响实施类似行为，也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与斡旋受贿在主体和利用条件上存在区别，需注意辨析。 第二个要件是“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这是斡旋受贿行为的权力基础，也是其间接性的体现。这种“便利条件”不同于直接的职务管辖或制约关系，它是一种隐性的、基于职务身份而产生的辐射性影响力。例如，某省厅一位处长，请托另一个与其无直接隶属关系的市局的局长办理事项，该处长利用的便是其省级机关工作人员的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判断是否利用了此种条件，需要综合考察行为人的职务高低、职权范围、所在单位的性质、与被利用者之间的工作联系紧密度、社会交往情况等多种因素。 第三个要件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这是实现请托目的的直接手段。这里强调“职务行为”，即被利用者所实施的行为必须与其职务相关，属于其职权范围内或与其职权密切关联的行为。如果行为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非职务行为（如私人帮忙）为请托人谋利，则不构成本罪。同时，“通过”一词表明行为人在其中起到了沟通、说情、施加影响等积极的媒介和推动作用，而非仅仅是传递信息。 第四个要件是“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斡旋受贿在目的上的特殊要求，也是其与一般受贿（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正当和不正当）的重要区别之一。“不正当利益”不仅指利益本身违法，也包括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例如，在招标中帮助不符合条件的请托人中标，在审批中帮助未达标的企业获得许可等。如果谋取的是正当利益，即便收受了财物，也不构成斡旋受贿，但可能视情况构成其他违纪或犯罪。 第五个要件是“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这是权钱交易的对价体现。无论是主动索要，还是被动收受，均构成此行为。财物的形式不限于现金，还包括有价证券、贵重物品、财产性利益（如装修房屋、免除债务、提供旅游等）。收受的时间可以在请托事项办理之前、之中或之后，不影响认定。 司法实践中的疑难辨析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斡旋受贿的认定常会遇到一些疑难问题，需要仔细辨析。
其一，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界限。两罪都涉及利用影响力通过他人办事并收钱，但主体和利用的条件不同。斡旋受贿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是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范围更广，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关系密切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等，利用的是“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能来源于亲情、友情、旧职权等多种因素，不要求必须是基于现有职权或地位。 其二，与单纯介绍贿赂行为的区别。介绍贿赂罪的行为人是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进行沟通、撮合，促使行贿受贿得以实现，其本身并不利用自己的职权或地位，也不以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通常收取的是“中介费”）。而斡旋受贿的行为人必定利用了自己的职权或地位影响，且其行为直接服务于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自己收受财物。 其三，“不正当利益”的认定标准。实践中，对于违反规章、政策、行业规范但未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利益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益”，有时存在争议。目前的司法观点倾向于从严把握，只要请托事项违反了国家明文规定或公序良俗，破坏了公平竞争秩序，通常即可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证据审查与认定的要点对于斡旋受贿案件的查处，证据链条的构建尤为重要。重点需要收集和审查以下几类证据：一是证明行为人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证据；二是证明行为人与请托人之间钱物往来情况的证据，如银行流水、实物、证人证言等；三是证明行为人与被利用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关系，以及行为人如何利用其职权地位施加影响的证据，如通讯记录、谈话录音、证人证言、会议纪要等；四是证明请托事项具体内容及其不正当性的证据，如相关文件、政策规定、专家意见等；五是证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相关职务行为，且该行为与行为人施加影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这些证据需要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才能准确认定犯罪事实。
社会警示与预防治理斡旋受贿作为腐败的一种变异形式，提醒我们反腐败斗争必须向纵深发展，紧盯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对于公职人员而言，必须清醒认识到，不仅不能直接以权谋私，也要杜绝利用职务影响“打招呼”、“批条子”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好处。这要求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从制度层面看，需要进一步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完善权力运行公开和监督机制，减少“暗箱操作”和“人情操作”的可能性。例如，推动行政审批标准化、透明化，完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等。从社会层面看，公众应提高法律意识，认清斡旋受贿的本质和危害，既不参与请托，也不助长此种风气，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司法机关则需持续提升对此类犯罪的精准打击能力，通过典型案例释法普法，形成有效震慑。
79人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