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侵占罪,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针对特定身份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犯罪行为所设立的罪名。它主要规制的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违背职责要求,将本应归属单位所有的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这一罪名的设立,核心目的在于维护各类单位,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财产权利,保障正常的经济管理秩序,并对那些身负管理或经手职责的人员形成法律威慑,防止其滥用信任与权力。
该罪名的构成,需要同时满足几个关键要素,缺一不可。主体要件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特定的身份,即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里的“其他单位”范围广泛,涵盖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乃至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依法成立的组织,但排除了国家工作人员,后者若实施类似行为可能构成贪污罪。客体要件则指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不仅侵犯了所在单位的财产所有权,也侵害了单位的正常管理活动和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主观要件强调行为人必须出于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目的。这意味着行为人明知是单位财物,仍希望将其永久性地排除单位的控制,转归自己或第三人所有。过失或者临时借用等意图,均不构成本罪。客观要件是本罪行为表现的核心,具体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行为人必须利用了其职务上的便利,这种便利源于其职务所赋予的管理、经手、主管单位财物的权力或形成的条件;二是实施了侵占行为,即将本单位财物通过窃取、骗取、侵吞或其他手段非法占为己有;三是侵占的财物数额需达到法律规定的“较大”标准,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只有上述四个要件在具体案件事实中全部吻合,才能认定职务侵占罪成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职务侵占罪扮演着守护单位财产权益的关键角色。它如同一道精准的法律栅栏,将那些身处管理或关键岗位,却背弃职责、中饱私囊的行为纳入刑事规制的范畴。深入剖析其构成要件,不仅有助于司法实践中的准确定性,也对各类单位完善内控、从业人员恪守职业操守具有深刻的警示与指导意义。以下将从多个维度,对职务侵占罪的四大构成要件进行系统性的阐述。
一、聚焦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性与范围的界定 职务侵占罪并非任何人都能构成,它对行为人的身份有着明确的限定。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理解这一要件,需把握几个层次。首先,“公司、企业”涵盖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其次,“其他单位”是一个兜底性规定,其范围通过司法解释和实践不断明确,一般指依法成立,拥有一定财产和组织机构,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活动并承担责任的非自然人的社会组织,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甚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在从事集体事务管理时也可被视为“其他单位”。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与该单位建立了实质性的管理或劳务关系,并基于此关系获得了接触、控制单位财物的职务便利。单纯提供劳务的临时工、实习生,若其工作内容使其能够经手单位财物,也可能被认定为本罪主体。相反,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他们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应适用贪污罪的规定。这是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在主体上的根本区别。 二、剖析犯罪客体:被侵害的双重法益 职务侵占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主要客体,或者说最直接侵害的对象,是行为人所在单位的财产所有权。这里的“财物”应作广义理解,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如股权、商业秘密、虚拟财产等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或信息),以及货币资金和有价证券。单位对这些财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因行为人的侵占行为而受到侵害。次要客体,则是单位的正常管理活动和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单位赋予工作人员一定的职权和信任,旨在让其服务于单位整体利益。行为人利用这种职务便利实施侵占,实质上是对单位内部管理秩序的破坏,是对职业诚信和忠实义务的公然违背。这种双重客体的特性,使得职务侵占罪的危害不仅体现在财产损失上,更动摇了单位内部治理的根基和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 三、审视主观方面:明确的故意与非法的目的 在主观层面,构成职务侵占罪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直接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直接故意意味着行为人明知自己所侵占的是其所在单位的财物,也明知自己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侵占行为会侵害单位的财产权益,但仍然积极追求这一结果的发生。这里的“明知”,既包括确切知道,也包括根据其认知能力和当时情况应当知道。至于“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意图永久性地排除权利人对财物的占有和控制,使财物在事实上或法律上转归自己或第三人所有。这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点。例如,如果行为人只是暂时挪用单位资金,准备日后归还,且没有平账、掩盖等行为,可能不构成本罪,但可能涉及挪用资金罪。如果行为人因与单位存在经济纠纷,擅自扣留单位财物以抵债,由于其主观上可能缺乏“非法占有”的意图,而是主张债权,通常也不宜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往往通过其客观行为来推定,如侵占后的挥霍、隐匿、伪造凭证平账、携款潜逃等行为,均可作为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强有力依据。 四、解构客观方面:行为、手段与数额的三重奏 客观要件是职务侵占罪构成中最具实践性的部分,具体可分解为三个环环相扣的要素。首先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是本罪行为模式的核心特征,也是区别于普通盗窃、诈骗罪的关键。所谓“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基于其在本单位担任的职务或从事的工作而具有的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权力或形成的方便条件。例如,经理的审批权、会计的做账权、仓管员的保管权、销售员的收款权等。如果行为人仅仅是利用了对工作环境熟悉、容易接近财物等与职务无关的便利条件,则可能构成其他犯罪而非本罪。 其次是“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这是侵占行为的具体化。手段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侵吞型,即将自己合法管理、经手、使用的单位财物直接扣留,应上交不上交,应支付不支付,应入账不入账;窃取型,即利用职务便利,以秘密窃取的方式将自己管理或与他人共同管理的单位财物拿走;骗取型,即利用职务便利,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本单位财物,例如虚报冒领、伪造单据;以及其他手段,如利用职权低价收购本单位财物再高价卖出,或将单位资产收益私下截留等。 最后是“数额较大”。这是职务侵占行为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重要量化标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职务侵占罪的起刑点通常为人民币六万元以上(“数额较大”)。未达到此数额标准的行为,一般属于违反公司纪律或民事侵权行为,可通过行政处罚或民事途径解决。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行为人具有多次侵占、侵占救灾抢险等特定款物、将侵占款物用于非法活动、拒不退赃等严重情节,即使数额略低于标准,也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数额的认定,通常以行为人实际非法占有的财物价值计算,有价证券、物品等需要依法进行价格鉴定。 综上所述,职务侵占罪的四个构成要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在司法认定中,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全面考察行为人的身份、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及危害结果,避免片面归罪或出罪。对于各类经济组织而言,清晰认识此罪的构成要件,有助于建立健全财务监督和职务风险防范机制,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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